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这个仅有1500多口人的村庄，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可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在河南乃至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中，它却有着显赫的声名。
这里的党委书记史来贺，人们更不陌生。这位1949年入党，曾被评为历届全国劳动模范，9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普通农民，始终走在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列。他与村党委、村委会一班人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使昔日穷得叮当响的刘庄成为闻名全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他以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崭新形象，忠实地履行了共产党人的职责，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突出的业绩，被誉为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中共中央组织部把史来贺的名字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为解放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共产党就是要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史来贺认为：“共产党是为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的；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尽到职责。”
刘庄地处豫北黄河故道。解放前，人穷地穷村子穷，700多块“耷拉头”、“盐碱洼”、“蛤蟆窝”，横陈在村子周围，成了刘庄贫穷的象征。1952年冬天，年仅21岁的史来贺当选为刘庄党支部书记，挑起了带领全村人治穷致富的重担。那时候，刘庄的粮 食亩产只有100来公斤，群众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了改变生产条件，1953年春天，史来贺带头建起初级社之后，随即带领全村群众打响了平整土地的战斗。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肩挑、车拉、人抬，起岗填沟，拉沙盖碱，用了20年时间，把全村土地改造成四大方旱能浇、涝能排的良田。平地改土投工40多万个，搬土200多万方，要是一方方接连排起来，可以从北京排到广州。在平整土地的基础上，他们又开河挖渠，修桥建闸，打井架电，硬化渠道，使田间工程配套，为农业稳产高产、优质、低成本打下了基础。
在创业的实践中，史来贺和刘庄党委一班人认定了这样一个理：共产党就是要带领群众走共同致富的道路。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群众才能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出发，是史来贺和刘庄领导班子决策的出发点。1956年，区里要求“并大社”，要将夏庄乡所辖的8个村20多个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史来贺和刘庄的党员群众认为，成立大社条件不成熟，不如一村一社有利于发展生产。于是刘庄村自己成立了高级社，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这年麦收季节，一场涝灾无情地向刘庄袭来，阴雨连绵20天，刚运到场里的小麦发芽变霉了，棉花苗被水浸死了，小秋又种不上，眼看秋季颗粒无收。不少群众心慌了，有的人要扛起行李外出谋生去。在这关键时刻，史来贺和党员们走家串户，发动群众，团结一心，生产自救。接着，又召开了群众大会。史来贺坚定地对大家说：“解放前，咱穷人一遇到灾荒年景，饿死冻死没人管，现在是新社会，有共产党领导，只要咱大伙团结抗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请大家放心，只要有党支部在，有我史来贺在，决不让一个人挨饿！”史来贺带领大家建砖瓦窑，烧砖瓦；建粉坊、豆腐坊、磨豆腐、下粉条；组织劳力割草卖草；补种萝卜、白菜……到年底，竟然分了四次红，解决了买粮用钱问题。人心更加稳定、更向集体了。
在实现刘庄农业由低产变高产的过程中，史来贺不满足老经验，决心钻研新技术，取得领导生产的主动权。1957年春，他扛起行李，把办公室搬进棉花试验田。在那里，他不顾风吹日晒，夏暑冬寒，反复进行试验。当年，刘庄实现了皮棉亩产53.5公斤、粮食亩产215公斤的好收成，创造出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刘庄一跃成为全省和全国的先进典型。在全国棉花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拉着史来贺的手，鼓励说：“千亩棉花亩产百斤以上，你们带了个头，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彻底改变贫困面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史来贺牢记周总理的嘱托，带领全村干部群众紧抓农业不放松，为夺取粮棉高产，实现共同富裕不懈努力。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史来贺被扣上“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黑劳模”的罪名，刘庄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针对这些荒谬论调，史来贺把全村100多名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全体党、团员集中起来开会，展开一场“要苗与要草”、“要穷与要富”的大讨论。会议开了三天三夜，史来贺对大家说：“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变贫穷面貌，让大家过上幸福生活，使大家感到社会主义好，有奔头，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大家一致认为：谁要草叫谁去要草，咱农民要的是粮食，咱要除草留苗！这场讨论，统一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全村男女老少顶着压力齐心干，不仅以最短的时间建起造纸厂，而且开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刘庄畜牧场兴办起来了！这个由3头小奶牛起家的小畜牧场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上千头牲畜的大畜牧场，成为刘庄发展商品经济的突破口。
刘庄机械厂兴办起来了！机械厂的前身是个仅有三个半人的铁木业组，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几十台机床的大厂。机械厂生产的小喇叭，响遍全国各地；小型奶粉机，填补了河南省的空白，销售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刘庄造纸厂发展了！纸厂开始只有一台纸车，年产瓦楞纸500吨，到后来发展到12台纸车，年产1万吨，现在，他们根据市场需求，不仅改产文化用纸，而且加大治污力度，使治污达标。
刘庄新村楼房建起来了！从1976年到1981年6年间，他们投工30多万个，拆旧房1200多间，烧砖1000多万块，盖起了1800间单面双层向阳居民楼，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条件，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刘庄村办企业的发展，既有效地解决了剩余劳动力问题，也为集体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全村逐步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的新格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鼓满了刘庄前进的风帆。史来贺带领群众解放思想，迅速走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贸工农产业化的共同富裕之路。1980年，刘庄率先跨入“小康”行列。1985年，史来贺和村党委一班人通过广泛的市场调查和科学论证，决定引进一项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起一座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制药厂——华星药厂。泥腿子搞生物工程，有人怀疑是“天方夜谭”，有人担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骚，问史来贺：“这高、精、尖项目咱能搞成？”
史来贺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人家能干成，咱也干得成！”史来贺要带领全村人闯闯这道难关，干干老几辈人没有干过的事业。
开始建厂时，资金不足，他们就依靠集体积累和群众集资，自力更生造设备，自己动手搞安装。技术力量不足，就派出人员到天津、无锡等地学习。厂长史世领承担起药厂的设计任务，为集体节省了百万元资金。药厂投产后，最大的难题是染菌不易解决，染菌倒罐，或者一个发酵罐只生产4两成品，造成了一定损失。少数原本对建药厂就怀疑的人说“刘庄要砸锅就砸在药厂上。”村里有名的“老别筋”马学义当场反驳说：“多年来，老史带领咱由穷变富，哪件事没有办成？只要老史在刘庄，药厂不仅办不砸，而且会越来越兴旺！”村里大多数人都赞成马学义的说法。当时，史来贺偏偏正在北京参加会议。染菌问题解决不了，药厂的工人流泪了，技术人员急得寝食不安，群众每天到村头张望，盼老史早日回来……
几天后，终于把老史盼回来了。他深谙“气可鼓不可泄”的道理。来到药厂，他心平气和地对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说：“上学得缴学费，倒罐的损失，就当咱缴了学费！”又激励大家：“哭鼻子能解决问题吗？只有调查研究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请大家放心，只要有4两，就会有4斤、40斤、40吨！”紧接着，他组织科技人员对整个生产流程的每一个部位进行梳篦式的检查，终于找到了原因，并且研究出防治染菌的新方法，大大提高了产苷率。工人和群众获悉后，无不欢呼雀跃，说：“史来贺真是咱刘庄的主心骨啊！”全村人更加坚定了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
刘庄华星药厂在快速发展。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肌苷、青霉素钾盐、青霉素钠盐、抗生素粉针、红霉素、溶剂、热电等8个分厂，能生产多种原料和成品药的企业。青霉素分厂成为我省首家，全国第三大家生产青霉素的外向型厂家。
高科技为刘庄带来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刘庄拥有医药、机械、造纸、食品等6个企业，车队有各种车辆100多部、动力机械700多台（部）。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和科学种田。95％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2000年，全村各业产值3.5亿元，净固定资产4.8亿元、人均纯收入6500元。全村共有341户，户均在银行存款15万元左右。刘庄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家家有彩电、冰箱、空调等全套家用电器，住进集体统一建的双层和五层楼房，人均住房35平方米，还享受看病、上学等十多项免费福利。
人们从史来贺带领刘庄人由贫穷到富裕的奋斗中，看到了他身上闪耀着理想的光辉，闪耀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史来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不是空想，咱们要靠两只手，把它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脑后；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利，就坚定不移地干；不跟风，不赶浪，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前面。
“既要把群众带富，又要把群众带好”
刘庄华星药厂正式投产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药厂发酵车间的两名工人把发酵罐皮管的一端放在排水沟口，开始按要求对发酵罐进行清洗和消毒，他们由于疏忽大意和急着下班，干完活后没有把皮管插入罐内，结果造成了下一班工人向罐内输入的培养基，被排入了排水沟。
按照常规，这件事发生后，应对两名违反操作规程的工人进行批评和处分，再开一次车间会，使大家引以为戒。
史来贺得知这件事，却陷入了沉思。他在想：从这件事上，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跟上由农业向工业转变的步伐，没有跟上向高科技迈进的步伐，还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必须迅速组织全村党员干部职工群众，抓紧时间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政治理论，学文化、学技术、学业务知识，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整体素质。史来贺认为，富裕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经济搞上去了，思想境界也要提高，这才是真正的富裕。抓人的思想，抓思想政治建设，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他常说：“把群众带富还不够，还要把群众带好。把人教育好，比啥都重要。”“干一项事业，大伙必须齐心协力。靠什么齐心协力？靠共同的理论，靠革命的热忱，靠严格的纪律，靠整体的素质。”
于是，史来贺结合农民特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象春风化雨，浇灌着群众的心田。史来贺经常引导群众进行“五对比”：新旧社会对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比、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对比、待遇与贡献对比、自己与先烈对比。在刘庄定期召开的党员“三会一课”，村民大会、职工大会上，邓小平理论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在刘庄，人人遵守《村规民约》、《厂规厂纪》，任凭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刘庄人却始终凝聚着一个信念：不信鬼神不信邪，一心信仰共产主义，一心建设社会主义。前几年，“法轮功”在社会上蛊惑人心，刘庄的职工群众不信他们那一套歪理邪说，信仰共产党，相信科学。全村没有一个人参加练习“法轮功”。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刘庄人步履雄健地走在社会主义正道上。
史来贺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他对大家说：“新时期党对咱提出了新要求，咱必须树立新观念、学习新本领、增长新才干！”
于是，每天晚上，手捧《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微生物工程》、《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一字一句，史来贺咀嚼着、消化着、吸收着。知识，使他能够从容面对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使他能够领导结构复杂的现代企业。
村里也投巨资建起了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刘庄学校，盖起了教学大楼、实验大楼、教师办公楼，为教师上浮4级工资。早在1980年，刘庄就普及了高中义务教育。对回村的高中毕业生，分批送到大中专院校学习，村里负责全部学费和生活费；请大专院校到刘庄办班，建立电视差转台、地面卫星接收站、图书室。现在，刘庄已有13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有167人获得高、中级和一、二级技术员职称。
更不是当年由于消毒不严、工艺操作不当、导致染菌只得倒罐的刘庄人了——今天的刘庄人，已经使用电脑监测每一道工艺流程，经常通过互联网，获取世界最新的医药信息。再不是当年在扫盲班里，一笔一划描摹方块字的刘庄人了——今天的刘庄人，经过长时期的外语学习，不仅看得懂英文，还能用英语写出自己的产品说明书。
知识，使刘庄人思维敏捷，观念更新，朝气蓬勃。人们自觉以史来贺为榜样，全村呈现出“群星灿烂”的新局面。
史世领，华星药厂厂长。当年，药厂筹建时，急需设计人员，而外地的工程师张口就要几十万元。史来贺火速召回正在郑州工学院进修的史世领。世领把自己学的机械设计与生物工程原理有机结合起来，苦战两个月，终于设计成功。此后，华星药厂先后建起8个分厂，设计图纸无一不是出自史世领之手。为集体节省上千万元的资金。而他的报酬，仅是从药厂领的工资。
刘名海，刘庄村党委委员，淀粉分厂厂长。当年，淀粉分厂刚刚投产，生产的玉米浆、玉米油等4项主要产品竟然都不合格。刘名海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辞辛劳，聘请技术人员刻苦攻关。如今，这个厂的产品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
还有马学勤、史世会、王连太、王智义……，这是一个多么富有献身精神的群体啊。每年，村里都要选出优秀党员、团员、厂长、车间主任、供销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文明模范家庭进行表彰。今年“七一”，刘庄村召开纪念大会，全村126名党员，有114人分别受到村党委、药厂党总支和各个党支部的表彰。
刘庄的事业，是刘庄人共同的事业。党员无私奉献，群众一心为公。在工厂，每一个工人都热爱自己的岗位，自愿加班加点，搞技术攻关；在农场，现代化的机械奔驰在田间，收获庄稼、耕耙播种，那些退休老人主动把烧好的茶水送到地头。……信念坚定，意气风发，这便是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人的精神风貌！
“党员干部要满腔热情为群众办实事”
史来贺常对人说：“干部既是带头人，又是服务员。带头人就是要带领大家苦干实干，不谋私利；服务员就是为群众搞好服务，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最直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群众就没有后顾之忧，就会一门心思搞集体经济，为刘庄的发展出力流汗。同时，集体富裕了，群众富裕了，群众才会打心眼里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几十年来，史来贺正是怀着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为民造福。
史来贺依据刘庄经济实力情况，首先从解决群众的住房入手。1976年以前，刘庄群众多数住的是低矮的土屋，还有一些住的是草屋。史来贺想，千百年来，房子问题是压在农民身上的大包袱。穷苦农民年年省吃俭用，出力流汗，却盖不起像样的房屋。咱难道就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使全村人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让大家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76年，刘庄新村楼房正式破土动工，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解决了群众久久盼望的住房问题。为了进一步满足群众住房的需求，进入九十年代，村上又建起了十几幢五层单元式住宅楼房，从而使群众的住房更宽敞、更舒适。
史来贺把为群众造福作为最大的乐趣。他与党委一班人十分关注全村人的收入分配和生活水平。他觉得，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这是为群众办的最重要的实事。在他的带领下，刘庄人均收入年年都有大的增加。去年，全村大人小孩人均纯收入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增加20多倍。对群众的日常生活、家庭问题，他照样时刻记挂心间。冬天，他提前派人拉来烧煤分到各家各户；春节，他及早备好肉、油、面、菜和各种糕点送到群众手中。群众有了病，他去看望；谁家有了事，找他商量。从初级社开始，每年除夕，他都带领干部到饲养室和工厂值班，把饲养员和企业值班人员替换下来，让他们回家团聚。一次，饲养员马新政看到史来贺又来替他值班，无论如何也不回去，他流着泪对史来贺说：“你们干部也有一家老小，可你们不想自己的家，却让俺回家过年团聚。俺知你的一片心意，俺领下党的这份情意！”这一夜，他没有回家，和史来贺坐在草铺上一直谈到天亮。
1986年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过节，赶马车的刘树广因公被轧伤了腿，正躺在距刘庄25公里的新乡市中心医院病床上接受治疗，他妻子坐在一旁陪伴着他。腊月三十下午，史来贺匆忙开完干部会，急忙喊住副书记张秀贞和村干部刘树业，让他们准备好罐头和糕点，去看望正在住院的刘树广。干部们看到老史劳累的样子，劝他派别人去。史来贺执意不肯，说：“树广是为集体受的伤，他住院好几天了，还没去看他，我心里不安。”史来贺与张秀贞、刘树业一道驱车来到医院，史来贺握住刘树广的手，问寒问暖，刘树广感动得热泪盈眶。
50多年来，史来贺始终与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有年冬天，史来贺患重感冒正在打吊针，得知刘某家因丧事纠纷闹得数日不能出殡。他先派两名干部前往调解，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正月初四晚上，史来贺亲自主持召集刘姓有关人员开会，讲了几条意见：一是刘某的母亲，生前与刘父离婚后没有改嫁，死后理应埋在刘家坟地，任何人不得干涉；二是按照农村风俗，刘母不能与刘父合葬，可另外筑墓；三是教育刘姓村民要主动帮助安排丧事。一席话说得原先阻止办丧事的刘姓村民心服口服，第二天就顺利安葬了刘母。
随着刘庄集体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本村劳动力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就从外地和附近农村招收青年农民1300多人进厂当工人。在史来贺的影响下，刘庄各级干部不仅为本村群众当好“公仆”，而且当好外招工的亲人，为他们分忧解难。外招工们说：“刘庄的干部群众没有把我们当外人，而是把我们看成兄弟姐妹。”家住东曹村的段振德两口子都在华星药厂当工人，两个孩子上小学。车间让段振德与爱人交替上白、夜班，家里经常有人照顾孩子，小两口对厂里的安排非常满意。陈庄村农民陈永政，在华星药厂维修车间当工人。1995年的一天，他正在焊接管道，突患急性肠胃炎。车间主任得知后，马上开车送他去村卫生所诊治，很快转危为安，药费由厂里报销。陈永政激动地说：“史来贺是刘庄农民的带头人，他用共产党的政策治理刘庄，用他的人格影响他的村民，对外村来的工人与刘庄的村民同等对待。他这样待俺，俺如果不把刘庄的事业当成俺自己的事业，就对不起史来贺和刘庄父老乡亲的一片真情。”
“当干部不能怕吃亏”
史来贺常说：“当干部要为群众着想，为群众造福，不能怕吃亏，不能怕出力，不能怕得罪人，共产党员的称号不是索取，而是奉献。”
长期以来，史来贺为改变刘庄面貌，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矢志不渝。搞农业，他与群众一起起早贪黑，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办企业，他与技术人员一道进行市场调查，组织论证，搞试验，攻难关，呕心沥血；刘庄的每一块田地，每一个企业，刘庄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史来贺当干部，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只要对集体事业有利，对发展集体经济有利，对群众有利，他都乐意去干。
史来贺作为50年代就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他曾多次面临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
1953年，上级党委多次调他到区上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从我个人角度讲，到区里当国家干部不吃亏，可刘庄还很穷，这里更需要我。”1957年以后，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为了棉花高产再高产，他住进棉花试验田搞试验。公社有人来到他家，看到家徒四壁，老母在病榻上盖着一床破棉被，第二天，90元的救济金送到史来贺家中。史来贺说：“群众都没拿到救济，为啥我有？”当即把钱交给村里的会计，安排他分别送给了3户困难的群众。
1965年，中共新乡地委根据河南省委的意见，决定选史来贺进县级领导班子。他仍然不肯离开刘庄，他感谢组织上的信任，觉得在刘庄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也能更直接地反映基层的意见。最后地委只好让史来贺任新乡县委副书记，兼任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十年动乱”一开始，县委领导统统“靠边站”，史来贺毅然回到了他的刘庄。
1977年底，中共新乡地委按照省委的要求，动员史来贺把家搬到市里，把老伴儿子户口“农转非”，安心到地委上班。老史诚恳地对地委领导说：“刘庄的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工副业刚刚起步，新村建设才开了个头，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我一走，群众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再说，我是农业劳模，离开土地还算啥劳模？”机遇一次次选择了史来贺，而史来贺却一次次选择了刘庄。
史来贺当干部以后，一直按群众平均水平拿工分，上级规定给干部的补贴，他一分也不要。1965年，他开始拿国家干部工资。当群众平均收入比他低的时候，他把工资交给集体；按劳力平均水平参加分配，当群众的收入超过他的工资收入时，他仅拿自己的工资，不要村上的补贴。
1976年，是刘庄人向新的高度迈进的一年。这一年，又要建新村，又要建纸厂，还要保证向国家多做贡献和增加农民收入，任务十分繁重。建纸厂时，史来贺与工人们一道，日夜坚守在工地。正在紧张施工的时候，他的母亲病了，他安排爱人和姐姐照料母亲，就在试车那天晚上，他母亲病危，干部群众都催他回家，他始终没有离开工地。史来贺是村上有名的孝子，但在这节骨眼上，他怎能离开？他一心考虑着试车的安全和生产问题。他把眼泪咽到肚里，直到看到纸机正常运转、金黄色的纸张出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当他快步奔回家中，老人家已经告别了人世。他万分悲痛，不禁失声痛哭。建新村时，他把劳力分为两支，一支搞生产，一支搞建筑。一到晚上，男女老少齐上阵，加班加点建楼房。砖瓦自己烧，砂土水泥自己运，缺少瓦工，就请来瓦工师付，边教边干，妇女们登上了脚手架，掂起瓦刀垒墙。一天，史来贺正在往脚手架上撂砖，心脏病突然发作，晕倒在工地上。正在干活的群众急忙围拢过来抢救，大家满含热泪说，“史书记的病都是累出来的，他再不住院，俺们可不依”。大伙硬是强迫他住进了医院。他家中有几棵大树和一些杂树，有人愿出高价买下，他不卖；老伴要留一棵给将要出嫁的女儿做嫁妆，他不肯。却第一个把这些树低价交给集体。当头三幢楼房盖好后，干部群众首先想到史来贺，动员他第一批搬进新居，他婉言谢绝。第四幢、第五幢、第二十幢新楼房盖好了，他还是住在他那合作化时盖的又低又破的旧房里。一次，他去北京开会，在家的干部开会决定，给他留一套新房，他回来得知后，批评了干部，并立即将给他留的房分给了急需住房的群众。他说，“只要咱村还有一户没搬进新房，我心里就不踏实。”直到6年以后，刘庄住宅楼房全部盖齐，他才和最后一批群众一起搬进了与群众一样的新居。
“吃亏”，对于史来贺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可是，你要是看看摆在面前的这份特殊的合同，一份不平等的合同，你更会由衷地佩服和赞叹史来贺一以贯之的“吃亏”精神。
这份由史来贺签名生效的合同上写着，由个人向集体贷款、向群众借款的方式筹集资金办厂，赢利之后，工厂及全部收入归集体所有。如果办砸了，损失全部由个人承担。
这件事发生在1990年。当时，史来贺看到国内生产成品药的医药企业多，生产原料药的厂家少，决定抓住时机，在华星药厂上一条青霉素工业盐生产线。没想到不少干部群众想不通：“咱生产肌苷就很赚钱，万一这青霉素办砸了，不是把大伙的钱都赔进去了吗？”
史来贺一遍遍给大家做工作，可还是有人想不通。时不我待呀，史来贺急得心头冒火，“不就是怕担风险吗？我跟大伙签合同；赚了，是集体的；赔了，全算在我一个人头上！”
一份“不平等合同”就这样诞生了。家家户户拿出了自家的存款，加上集体和银行的贷款，一共7000多万元。史来贺用这7000多万元建起了年产1000吨的青霉素工业盐的华星药厂第二分厂，郑重地交到了全体刘庄群众的手中。
人们由衷地称赞史来贺。
史来贺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希望，当好“三个代表”在农村基层的忠实实践者。
